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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www.bob123.com  发布时间:最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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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摘要:《围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著,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女性形象和文人形象的画谱。它集中而深刻地刻划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形象,以此而反映了深广的社会文化内容。作者学养深厚,技艺纯熟,所以在描写女性形象时全无雷同之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形态性格。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这三个主人公方鸿渐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各有其特征。但是作者并不是仅仅从人写人,他写出了每个人性格所由之来的那个根源,把形成每个人特征的文化基因摆了出来。作者以婚姻态度为出发点,对每个女性进行表现,我们发现,这些新女性虽然形式上似乎真的新了起来,但事实上还是摆不脱传统的男婚女嫁观念。还是充当了传统婚姻的一分子。但是,作者着墨不多的唐晓芙身上似乎体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于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她进行个案分析。
关键词:《围城》;女性;文化;婚姻

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一部“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小说发生的年代极富意义——全民族抗战爆发的一九三七年。它以留学生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线索,展现了一幅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在中国失败的历史画卷。那么什么是“围城”?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人生的婚姻好比一座被围的城,已婚的恰好是处于被围的城中,极力想要冲出城去。但小说更有其深刻的含义,不仅隐喻婚姻、家庭,更隐喻旧中国的社会。[1]小说中的人物千奇百怪,各有各的外貌形象、性格特征,作者均用不同的词汇描绘出来,无一雷同。我们认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刻划实为叫绝,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题分析。

一,千人千面,形态各异。
小说对女性人物的设置是独具匠心的,她们的存在具有双重意义,既是独立的艺术形象,同时又是作者刻划人物、推进情节的道具。小说主人公方鸿渐,照杨绛先生的话说,是个“被动性主角”,一个永远寻找精神依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小说中,他本身没有什么大动作,他的矛盾性格是通过他与其他各色人物的冲突得到显现的。因此,作者借鉴了西方“流浪汉”小说那样的叙事模式,以他作为小说结构手段。整部作品几乎就是方鸿渐的“旅程录”,从法国邮船到上海,然后回故里,又重返上海,一路去内地三间大学,最后又回到上海。方鸿渐走到哪里就带出一大批人来,作者以这些人物同方鸿渐的矛盾冲突造就方鸿渐其人,同时也通过方鸿渐的眼光、感觉去暴露这些人物的众生相,把一群现代儒生的空虚、无聊、自私、怯懦甚至虚伪、奸诈等种种病态描摹得淋漓尽致,这些人受着一些理性之外的欲望的支使,从而从一个独特的文化视角去深入剖析那个社会的文化精神,揭示出辗转于中西两种文化氛围中现代知识者的精神危机。[2]小说中的鲍小姐、苏文纵、唐晓英、孙柔嘉四位女性就是作者为主人公方鸿渐设置的道具式人物。与内地三间大学中那班灰色知识分子不同,这几位女性构成一条爱情线索贯串于方鸿渐整个人生旅途之中,人,在些作为文学的串线。她们成为审视方鸿渐复杂心理态势、揭示方鸿渐矛盾性格特征的最佳观照点。
   作为艺术形象,小说中的四位女性是各具特色的,鲍小姐是留学生中的怪胎,在她的身
上“中国国体”已经荡然无存。笔者认为她只是西方纵欲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的集成。
无怪乎作者有意冠以“鲍”姓,是否取意“鲍鱼之肆”其中爱憎褒贬尽在笔端了。苏文纨似
乎是“中体西用”社会文化氛围的具体体现。她虽然出身名门,“态度相貌算得上大家闺秀”,
但是实际上她的身上少了一点中国大家闺秀式的温柔敦厚,更多的沾染上了巴黎上流社会社
交圈中贵妇人矜持自负、卖弄风情与盛气凌人的习气。唐晓芙与孙柔嘉没有出洋留学,她们
中一个是未见世面单纯幼稚的女孩子,一个是精明能干的小妇人。特别是孙柔嘉,她性格中
多疑、喜嫉、专横、自私是当时中国妇女为了应付一辈子陷身家庭纠纷与苦难所造就的特征,
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产物。女性类型代表了不同的文化意蕴,她们组成了中国现代自由女性的群象,为我国现代文学妇女画廊增添了光彩。不过她们也有共同之处,即这四个女性不论是洋派的,还是旧式的,在作者的笔下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佳人”。作者从爱情婚姻这一特殊角度集中暴露了她们的丑陋。她们中有的风流放荡,有的矜持自负,有的天真幼稚,有的任性乖张;或只贪情欲,或玩弄别人,或意气用事,或心计过深。作者严肃地以现实主义态度嘲讽她们在爱情婚姻方面表现出来的性格缺陷,批判她们盲动、轻浮、矫情的恋爱观,其一是为了说明面对婚姻这座城池,进或出都不轻松,想求完美或认真计较都容易出问题,婚姻只是座“围城”。其二是为了对以所谓“性爱”为基础的现代婚姻意义提出质疑,淋漓尽致地揭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腐蚀与侵染。其三是为了把带有缺点的女人们真实可信地表现出来,从而反映现代社会中女性世界的众生相,从另一个侧面丰富这部“新儒林外史”的内容。[3]因此,可以说《围城》中的女性形象是作者精心刻划的有思想价值与艺术品位的艺术形象,她们带给读者的联想与启迪将是丰厚深邃的。笔者认为女性形象的精心设置是小说《围城》创新出彩之处。

二,女性的文化基因。
不可否认,经过五四运动,妇女有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然而也只是形式上的剪剪头发、男女同学、女子进学堂等,实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娜拉们纵然荷包里有钱,或又有博士文凭,然而又能怎么样呢?“出走”后的她们最终还得取悦于男人,还得把男人作为“铁饭碗”。《围城》中的几位知识女性把智力部没资在男人身上,聪明都发挥在如何捕捉男人、引诱男人上,鲍小姐就不用说了,博士苏文纵费尽心机与表妹争风吃醋,唐晓芙不好好念大学,硬要把爱情玩出“曲折”来,孙柔嘉本来很有心机却偏要装傻。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正因如此,苏文纵的才学被方鸿渐视为“渣滓”,孙柔嘉的聪明还得躲躲藏藏,“天机”不可泄露。娜拉们发了一通脾气,出走了,而最后还得无奈地回来“服从”。这正是传统文化赋予女性的角色意识,“服从”的背后隐藏着文化心理积淀一男性崇拜意识。[4]这也是《围城》中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成为主动者的诱因。
    围城》的文化背景是复合型的,它所构成的生存环境也是多层面的。除了传统文化的积淀以外,还有西方文化的渗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女权运动达到第一个高潮,女权主义者摧毁了旧有的女性形象,西方文化(这里主要指人文文化)尊重个性、强调自由、独立个体人格,由于弗洛伊德分析学的影响,西方妇女解放也曾一度进入误区,性解放成了女性解放的标志。《围城》的女性在行为规范l-与纯粹旧式女性并不完全一样。
西方文化使传统的女性“服从”角色发生了某种“移位”,那就是由“服从”变为“引诱”,显示出西方精神下的女性的能动性和“自主”,《围城》的女性充当的“引诱”角色是两种文化精神交合的结果,是女性生存空间的一种极为有限的开拓。其实,“引诱”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服从”,“引诱”角色是对“服从”角色的一种变体,一种补充与衍生。有由来已久的“服从”,才有无奈而又执着的“引诱”,东西方文化撞击的结果只是形式L的改造,传统文化仍以巨大的历史惯性抹杀了女比在西式教育下建立起来的一点点主体存在意识。出走后的娜拉们似乎解放了,自由了,然而她们如同禁锢得太久的小鸟,已经不知道怎么放飞了。她们的内心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她们不能成为纽约街头上自由女神的象征。正因如此,《围城》女性身上存在着某种奇怪的组合,也可称之为人格“断裂”。如鲍小姐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式的性解放者,而邮船一靠岸后,马上又投入到未婚夫的怀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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