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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的公共卫生思想与实践探析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李洪河    来源:www.bob123.com  发布时间:最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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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把公共卫生事业视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性条件,紧紧围绕人民生命和健康的中心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并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等,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方针政策基础和组织领导基础。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公共卫生思想,回顾和总结建国前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在卫生防疫、防病治病、保障健康、改善环境、移风易俗等公共卫生事业实践中的重大成就和丰富经验,不仅对拓展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领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党和政府领导今天的公共卫生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毛泽东的公共卫生思想产生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等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然而“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加上当时根据地群山绵延,气候潮湿;当地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群众缺乏卫生科学知识,缺少医药等,致使疟疾、痢疾、天花等传染性疾病在苏区普遍流行,严重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影响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上述状况使当时身为根据地主要领导者的毛泽东颇为忧虑,自然会认真考虑对改善人民健康条件,乃至对整个根据地斗争形势都至关重要的公共卫生工作。在他的亲自关怀下,1927年10月,井冈山茅坪红军医院成功创建。次年八九月间,小井红光医院建立,10月,毛泽东在其著名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着重指出,“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应是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办法之一。此外,他还注意到了红军中缺医少药的窘境及各种卫牛问题等。1927年11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专门提到:“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800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的《决议案》中指出:“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并要增加办事人达到照料完备之目的。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对于医生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精神,1931年11月,毛泽东指示贺诚组织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总军医处,并任命贺诚为军医处长,开始着手制定红军卫生工作组织系统,颁布了全军通行的卫生法规。

但是,由于根据地环境卫生的基础条件较差,及国民党部队连续不断的“围剿”,造成了大规模的人群移动和环境污染,所以各根据地时有疾病暴发和流行。1932年10月17日湘赣省委给中央局的综合报告中提到:“湘赣苏区今年的疾病也特别严重,主要是打摆子、烂脚、秋痢。萍乡死了2000以上,莲花、攸县、宁、萍乡各机关的人员大部都病了,无人主持工作,损失更大。”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他认为根据地之所以疫病流行,除上述原因外,还与根据地部队和群众生活习惯有关。为此他要求部队战士必须养成好的卫生习惯,并且规定了洗澡、洗脚、理发、烫虱子以及打扫环境卫生、厕所卫生等一些基本的卫生制度。在其着手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也列入了基本的卫生要求。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巾,又把“组织军事的卫生疗站”看成与充实红军的供养和供给、组织联络前线和后方的军事运输一样,“同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在全苏二大上,毛泽东又说:“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萌发了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思想。1932年有报道称:“江两在去年三次战争中,因战争剧烈,死人也就很多,腐烂起来,是最易发生瘟疫的。闻最近富田一带,传染病非常厉害,甚至一天死六十人左右,受传染的人发寒热,抽筋,吐泻,不到一二天,厉害的不到几个钟头,就可把生命送掉,这种恐怖的传染瘟疫非常危险。”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对当时的红军军医处长贺诚说:“红军的卫生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对保持红军的战斗力,发展革命战争的胜利极其重要。……现在许多人生疮害病,苦于没有办法来防治。卫生工作人员要向全体红军干部战士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发动群众改变生活环境,减少疾病滋生和传播。”在毛泽东的直接过问下,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卫生防疫训令,公布了《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提出的具体防疫办法包括每半月大扫除一次;街道、铺店等环境扫除干净;疏通水道水池,排出污水等等。1933年5月以后,毛泽东又先后签发了《卫生运动纲要》、《暂定传染病预防条例》等文件,对开展卫生运动做了较为深刻、详细的规定。毛泽东不但对公共卫生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而且进行检查总结。1933年11月,毛泽东亲往江西长冈乡开展农村社会调查,在其调查报告中强调说:“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并表扬该乡苏维埃卫生工作抓得好。

很显然,毛泽东在分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公共卫生问题时,是把它和这一时期红军的医疗、疾病问题等综合起来进行考察的。于是,他的诸多思想与举措就具有了一种保障健康、移风易俗的积极意义。

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经过抗日战争,直到解放战争结束,陕甘宁边区尽管仍受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封锁,但边区环境相对较为稳定。在此种情境下,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十分关心边区人民的疾苦,极力发展边区公共卫生事业,在继承和发扬红军公共卫生工作传统基础上,开展公共卫生防病活动,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是对疾病“着重预防”认识的深化。鉴于陕甘宁边区公共卫生状况较差,疾病流行甚广,且缺医少药、巫医盛行的严重局面,在毛泽东的大力督促下.1939年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强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1941年,林伯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把“提倡清洁运动,改良公共卫生,改善医药,实行儿童保育,减少疾病死亡率,以增强抗日力量”,作为边区中心工作之一。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发出了“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的号召。解放战争时期,部队公共卫生防病工作更加突出,“对于预防工作的认识更提高了”;“‘重视预防医学’,‘一分预防,胜于十分治疗’都是这个时候提出的”,并在全军进行了贯彻,从而使部队在传染病防治、行军卫生、营养卫生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毛泽东还号召群众自己起来同愚昧迷信和不卫生的生活习惯作斗争。有资料证实,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伤寒、回归热、肺炎等急性发热的传染病常常夺去成年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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