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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权利与声望:民营企业家行动的制度分析与实证研究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葛建华,王利平    来源:www.bob123.com  发布时间:最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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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中国非公有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和阶层——民营企业家迅速登上了经济和社会舞台。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以及日益改善的市场竞争环境都激发了体制外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热情。纵向地观察民营企业家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与发展早期相比,企业家越来越从关注企业内部管理转向关注企业与环境关系的处理,尤其是与政府关系和与社会公众关系的处理;同时,企业家越来越从经济、市场活动转向政治、公益、文化活动等。一言以蔽之,企业家从经济性的内部生产性活动越来越多地投入到非生产性的外部象征性活动中。

基于这样的一种转变的事实,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企业家这种行动的背后动因是什么?什么因素影响了企业家的这类行动?企业家行动的转变应如何来解释?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和企业家作为制度行动者的研究视角人手,在制度理论、资源依赖等理论基础上,分析和检验制度环境对企业家政治身份、慈善行为等的影响以及企业家行动的主要结果。

二、理论与假设

(一)合法性的价值:资源获取与企业成长

在对企业及其环境关系的研究中,组织经济学和战略管理中盛行的交易成本理论、权变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等,大多遵循经济逻辑和技术逻辑,关注的是企业环境中的技术特征。20世纪70年代兴起并逐渐成熟的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强调了环境中制度要素的重要性。组织的制度化过程,即组织不断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赞许的形式、做法或“社会事实”的过程,也是组织获取“合法性”的过程。在制度环境制约的背景下,企业合法性的获取对企业的其他类型的资源获取和企业成长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对制度环境认知的基础上,通过相应的战略性行动使企业获取合法性,既是现实的也是必要的。而企业家作为企业利益的关键行动者,必然会采取行动为企业获取合法性,赢得生存和成长。在转型社会环境中,较高的不确定性要求企业家增强对制度环境的认知与开拓能力,以及增强对制度需求变化的预测能力,并要实施制度变革以促进企业成长。

(二)企业家的政治身份

中国民营企业虽然取得了强劲发展,但它总体上仍是政策作用的产物,是政府和市场两种行为的结果。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由于制度解释的模糊性,政府(政府官员)掌握着对制度合法边界的决定权和解释权。另外,转轨经济中政治和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政府(官员)有能力提高企业的交易成本。因此,制度缺陷、市场不完善以及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缺乏等限制了企业采用内在成长和并购成长战略,而广泛采用以人际网络为基础的网络化成长战略,政府官员则是这种人际网络的重要参与者。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研究表明,制度风险、制度约束等因素(如缺乏充分的产权保护、行业进入限制和融资约束)是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企业家发展政治关联正是为了降低制度风险,寻求政治庇护,并从政府那里获得资源、融资便利、税收优惠等以促进企业发展。下面将从行业和地区两个方面分析制度环境对企业家政治身份的影响。

1.行业规制。由于我国存在所有制歧视和许多行业的进入壁垒,获得政府的行政许可是民营企业进入相关行业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将有利于企业获得相关行业的许可资格。同样,一旦进入这些行业,企业将面临更多的来自政府的规制,在这种高规制环境中,企业发展所需的合法性和重要资源都更加依赖于政府。企业家政治身份的获取,不仅有助于企业与政府搞好关系,同时,参政议政的机会也在~定范围内可以为本行业和企业的相关政策调整“进言和说话”,为自己的企业获得更多的政策优惠。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高规制行业中的企业家更愿争取政治身份。

2.地区差异。作为一种替代机制,很多研究发现,越是在市场制度和法律保护比较弱的地区,政企纽带的作用越强。自然,在市场化水平越低,政府干预越强的地区,企业家发展政企纽带的意愿就越强。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各地市场化水平也不一致。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制度环境规制压力的行业效应也会因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企业倾向更多地获取政治身份。

假设2b:地区市场化水平在行业规制和企业家政治身份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企业家更积极地获取政治身份。

3.政治身份的获取。经济与政治互动理论认为,资源的分配决定“事实的政治权力”。可以预期,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可能凭借企业的经济实力而拥有更多的“事实的政治权力”。而且,规模较大的企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税收贡献更大,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培养与政府的关系。有人指出,企业家的教育水平是影响其组织技能和公共关系的一个积极因素。企业家的教育水平既可能是作为能力的信号而积极影响企业的发展,同时,教育背景在中国社会中也是一种文化资本,有助于企业家被选举而获得政治身份,由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经济权力效应。大型企业的企业家更易获得政治身份,由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b:个人背景效应。教育水平高的企业家更易获得政治身份。

(三)企业家的慈善行为

对企业家慈善行为的动机研究不一而足,内外部因素都有学者分析。从制度理论的视角看,制度因素也是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家慈善的解释因素。在一个规范性要求较强的制度环境中,企业更有可能表现出“道德”行为以获取规范合法性。正如萨奇曼( Suchman)所说,企业家慈善是“提供象征性的展示”来获取合法性:企业可以通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准确、可信地向利益相关者传递其积极改善社会表现的努力,提高自身行为的某一既成制度、规范、价值或信仰情境中的适宜性,从而获得各利益相关者的接受和支持。中国的许多民营企业是在国家体制外自我抚育生长起来的,是在国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情况下,通过自我资源的积累过程实现的。在中国特殊的历史与制度背景之下产生的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在今天仍然受人关注。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民营企业面临的规范性压力就更为强烈,民营企业的慈善公益则是规范体系中的“义务”,许多慈善行为都是为了“服从”环境要求而维持合法性。

1.可见度。企业面临的合法性要求与企业从社会获得的注意力密切相关。“注意力”是一把双刃剑,企业可以从中获得知名度和广告效应,但同时,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可见度越高,它所面临的合法性压力就越大。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可见度具有多种评价指标,一个就是企业是否上市,即上市企业会面临更多的一般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要求。另一个是企业规模,社会对大企业的期待同样认为“大企业”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大企业也就面临更多的规范性压力。这些类型化的特征越显著,它们的行动就越会受到影响。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来看,大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可以“改变它们所处的环境”。所以,与小企业相比,大企业更有可能通过企业家慈善来回应制度环境的规范性压力,从而获取合法性。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上市企业的企业家会更多地从事慈善活动。

假设4b:大型企业的企业家会更多地从事慈善活动。

2.经济制裁。企业家的慈善活动常常能够给企业带来广告效应,提升企业声誉,促进了企业的产品销售。反过来看,正是由于企业家慈善与企业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消费者对企业的评价也通常会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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