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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帝国交易与市场秩序:“亚洲交易圈”理论的新实证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胡悦晗    来源:www.bob123.com  发布时间:最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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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使得近代史的面貌被表述为一系列民族国家的不同形成过程。在此期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被视为“冲击者”,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被看作因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被迫现代化的“反应者”。然而,“帝国”与“民族国家”概念的边界在历史语境中需要重新辨析。伴随西方学界对“冲击反应”论的反思、“民族国家”所引发的族群价值冲突的反思以及当代世界全球化格局引发的亚洲区域经贸合作的发展,关于“亚洲”的讨论在学界重新升温。当汪晖、孙歌等学者致力于梳理近代亚洲主义的发展脉络与内在悖论时,滨下武志、杉原熏、川胜平太等一批日本学者用经济史研究的实证方法构建出一套旨在打破“西方中心论”表述模式的“亚洲交易圈”理论。

然而,这一关于亚洲的表述同样面临自身的理论盲点。“亚洲”概念并不是亚洲的观念,而是欧洲的观念。亚洲概念是在与欧洲的对比中建立起来,并被纳入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轨道之中…。也有学者对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各地域有机联系的亚洲体制提出怀疑,认为其仅是一种构想和假设,其本身需要加以论证研究。由此产生了两种不良倾向。一种是过于强调亚洲历史特殊性,对西方的亚洲研究持过于警惕的态度:另一种则与之相反,热衷于引进茜方亚洲研究理论来诠释本土历史。有鉴于此,日本学者古田和子多年研究结集出版的新作《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19世纪后半期东亚的贸易与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上海网络》。以下文中凡引用此书均只标注页码),引入网络理论,把上海放在东亚区域内经济关系中考察,既是“亚洲交易圈”理论的一个实证性研究,又保持了对该理论的批评性思考。下面,笔者拟对《上海网络》一书涉及的核心问题、相关概念、研究方法等问题分别展开述评。

一、“亚洲交易圈”“空间”与“网络”的概念界定

作者在序论中阐明,该书有三个核心问题:确定上海网络在东亚近代史中的地位:解构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国民经济与中华帝国经济二分法以及重新考察近代中国的市场秩序(第3-10页)。在研究理路上,作者首先将作为日本开放口岸的神户放入以上海为中心的流通网络中考察并重新审视以长崎为据点的早期日朝贸易。其次,从1 8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上海一仁川一神户(大阪)的经济关联中考察朝鲜市场中的中日两国商人活动。再次,考察印度近代纺纱业与日本近代纺纱业上海市场的竞争,探究近代工业化生产的亚洲商品进入东亚贸易环节时,上海起到的功能。最后,结合对海关统计数字的计量分析,回答序论中提出的三个问题。全书主要涉及了“亚洲交易圈”“空间”与“网络”三个核心概念。

所谓“亚洲交易圈”理论,就是对亚洲区域内的交易、白银流通、市场结构、国际分工体系等一系列论点的总称(第209页)。按照滨下武志的经典定义,具有多层面、包容异质作用的“朝贡贸易体系”与一系列作为国家之间多重经贸往来中枢地集合的“地域经济圈”是该理论的两块基石。滨下武志通过对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网络的历史分析,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转变期的近代东亚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所固有的地域历史是由跨越国家的朝贡体系网络构成的,它的内在活力也是由这种朝贡关系激发的:甚至日本的脱亚和近代化,也是在这一朝贡关系的历史制约下所发生的,它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摆脱自己朝贡国位置的手段而已。古田和子在继承“亚洲交易圈”理论背后重建亚洲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基础上,丰富“亚洲交易圈”理论的内涵,在以往亚洲研究侧重于贸易、白银流通等不同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亚洲作为一个有机体的自身发展轨迹。作者在《上海网络》中引入了社会科学的“空间”与“网络”概念。作为一个概念和物理的事实,空间这一术语还没有普遍公认的唯一的定义。近几十年来,“空间”的研究日益从社会学转向文化研究。作者在开篇即谈到:

所谓“建立空间概念”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为思考“近代东亚”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第二个含义是把东亚地区作为“空间”来理解(第2页)。可见,古田和子理解的“空间”,是联结经济史研究中交换、流通、消费、中介等环节的一系列地理学意义上的东亚沿海边缘城市及口岸交易区域。为了说明这一空间格局及功能运作,作者引入肇始于数学领域图形理论发展的影响下形成的新分析方法的网络理论。尽管网络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其被普遍看作“由点的集合,以及联结着点的线的集合,所表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第182页)。这一理论的创新点在于从作为观察对象的个人捕捉其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定型关系。在认可“网络”的空间性、扁平性、灵活性、跨界性等基本特征同时,视网络为“支配着空间的关系”(第3-10页)。“上海网络”表明这一东亚“空间”为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与贸易层面的有机联系体,如《上海网络》的中译本序言作者戴一峰所言:

古田和子笔下的上海网络,时间定格于19世纪晚期,空间以东海海域和黄海海域为其铺展的平台,结构上以中、日、朝三国开放口岸为其结点,功能上则是东亚地域物质、信息交流的载体。更重要的是,在古田和子看来,上海网络是东亚经济秩序的表征与主体(第4页)。古田和子用“上海网络”表明东亚“空间”的有机特性,是为“亚洲交易圈”理论提供实证。然而,“亚洲交易圈”理论已经把亚洲视作一个有着自身规律与独立性的区域。在此,可以看到这一论证所隐含的循环逻辑矛盾。尽管如此,作者用“网络”“空间”等理论做出的实证性研究丰富了“亚洲交易圈”理论的内涵,是必须肯定的。

二、“网络”、口岸与“交易圈”的三大互动

早期对于开放口岸中国商人活动的研究多是作为具体事实的个别呈现,未能将其放入相互关联的东亚贸易与国际关系中分析。197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笼谷直人、滨下武志等人明确意识到亚洲区域内经济关系与国际分工体制的重要性,开始将中国商人的活动放入东亚近代史发展脉络中加以考察。古田和子较以往“亚洲交易圈”理论著述有所突破的地方在于,将动态分析法引入以计量分析为主的经济史研究领域。《上海网络》一书采用的动态分析法清晰地呈现了三个层面的互动:

(1)“股的网络”与“客帮网络”互动。学界以往多以人际关系网络解释中国商人的群体差异,并把行会式的团结视作中国商人的一大特点。美国学者顾德曼通过考察近代上海的会馆,认为以共同地域背景为基础的近代上海外来人构成的会馆在功能上构成了一种多城市的,甚至是国家性的网络与认同感。滨下武志则注意到中国民间经济中历史悠久的共同出资即“合股”形式,在政治变化的断代史中看到了中国民间经济活动的内在活力。这些出资方式包括资金式出资、劳力式出资、资金、劳力及物资式出资的共同经营,其应用形态有合资式承包经营,共同出资雇佣劳动力等形式。古田和子细化了滨下武志关于中国近代乡镇企业合股形式的研究,将中国商人网络的存在形态分为“股的网络”与“客帮网络”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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