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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精神的弘扬与当代中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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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传统中国,弥漫整个社会的实在是伦理理性、实用理性的精神,它虽然在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以及民族文化的连续性等各个方面,确实起到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成为宗法人伦社会的最有效的思想基础,但是,它也使自己逐渐失去自我创新的思想机制。在面临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我们必须确立起一种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
  [关键词]理性精神 传统中国 当代中国 弘扬与实践
  
  人类社会是随着人类理性的成熟而不断深化的。理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了多重哲学内涵并表现为不同的具体形式。从古希腊文明中孕育出的理性精神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同时更是西方现代社会得以发展、形成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与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一样,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保存有理性主义的传统。但是,它与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理性精神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一、理性精神与传统中国
  
  从远古传统谈起,重视理性判断,从实际出发,歌颂人定胜天的精神,这些早就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色。三皇五帝的传说、大禹治水的掌柜、孔子“不知人、焉知天”的哲学……无不闪烁着现实主义的理性光辉,为其他民族所罕见。但是,在黑格尔看来,中国人的理性精神多少是可悲的,它“不能出于平凡之上”。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缺乏真正的兴趣,“能够成为科学的,仅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是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凭心而论,传统中国的理性主义乃是一种“伦理理性”或“实用理性”,它既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理性,也不是古希腊人从对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中发展起来的理性。科学探索精神、科学思维方法、科学实验的兴趣与习惯……在中国历史长河上所荡起的只是微波。中西“理性精神”都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但是,由于中西进入文明的具体道路是不一样的,各自建立的文明社会也是不一样的,中西的“理性精神”也就形成了不同与对方的“传统”。
  在西方,文明的起点是古希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彻底地脱离了自己的自然状态。因此,他们认识自己的道路是从明确区分人与自然,把人与自然当作各自独立甚至相互对立的对象加以研究的。人和自然从原始统一走向分离,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的至上的地位。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和苏格拉底的“理性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充分体现了古希腊哲学中所具有的一种崇高的理性精神。亚里士多德从静观自然的角度提出:“古今人们开始爱智慧都是由于惊异。……因此他们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求知而追求学术,而不是为了任何实用的目的”。(Aristotle:Metaphysics,982b11-21)培根也从能动的经验的角度指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理性原则的确立使得人们对追求智慧、特别是对自然的普遍兴趣,促成了人们崇尚理性、抬高理性、赞美理性、追求和向往理性,将理性视为万物的主宰,人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达到美好的境界。虽然在中世纪时的欧洲处于基督教的禁锢之中,经院哲学成为欧洲的主导学术研究。但是经院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其本身也孕育着强调重推理、重逻辑的理性的否定基因。特别是到14、15世纪之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新教伦理改革、启蒙运动等理性主义运动相继发生,西方又重新进入了理性精神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理性精神在西方主导地位的重新占据成为近代科学兴起的先导。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生不是像古希腊那样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古老的氏族制度,而是在原有的氏族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对氏族贵族制进行“损益”改良,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贵族等级制的国家。特别是自董仲舒倡导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思想,被汉武帝所采纳,儒家学说因此被宣布为国家的官方思想。与此同时,又尝试着建立起一种通过考试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以便有效地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这种考试制度,在以后又不断地完善。至晚清末年,它始终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进晋官场、升官发财的必经途径。至此,儒家的“大一统”、封建的科举制度和西周以来的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伦理理性、实用理性的精神。人们特别是封建知识分子对他人、自然、社会及本身的认识,都主要是把用之于家的宗法伦理情感,施之于国,在家孝父母,出仕忠君主,始于父,终于君。人们钻研自然,致力发明创造则被贬为雕虫小技、不务正业,并为“士大夫”阶级所不齿。从事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及科学著作的人往往是命运不济,他们所创造的一些科学技术成果,或者只被用着经学和传统巫术迷信的附属品,如天文、五行、方舆(地理)之学,或者被贬成不融于学术正流的“小术”、“方技”,如农学、工艺学等等。这种学术文化体系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难以被思想和历史的发展所冲破,更谈不上像西方社会发展那样,在对理性精神以及对人与自然的学术研究都能取得辉煌的成就。因此,英国著名的科学家李约瑟提出困绕中国人的“李约瑟问题”。这个问题通俗的表达即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或“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因此,中国在漫漫历史进程中,我们也曾有许多引以自豪的发明创造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只是技术方面的成就,而且它们仅仅停留在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经验工艺的水平上,仅是以实用理性来服务于国与家,在理论上士大夫们始终以宗法伦理理性来构建学术体系。总之,在传统中国,弥漫整个社会的实在是伦理理性、实用理性的精神,它虽然在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以及民族文化的连续性等各个方面,确实起到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成为宗法人伦社会的最有效的思想基础,但是,它也使自己逐渐失去自我创新的思想机制。
  中西方理性精神传统的差异直接导致彼此在对待国域外科学成果的不同。自新航路开辟之后,西方国家在吸收外来文化上显示出积极的、科学合理的态度。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对西方国家所造成的影响,更是前所未有的。而在中国被我们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却沦落成为宗法伦理理性精神支配下的人们的“堪舆之术”。同时,我们中国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首先接受的是西方文明的物质方面,只是那些可以直接拿来为中国人所用的物质形态方面的成果,即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提出的“师以长技以制夷”中的“长技”,以及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中的“西用”。其次,我们在文化上具有顽固的自恋倾向。这可以体现在我们对权变、改革等思想的认识上面。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着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是相对于封建儒家经典来说,那只是非主流的思想。封建儒家经典著作强调“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举贤良对策》 《汉书·董仲舒传》)它们企图通过“天”与“人”的相通和统一,籍此来论证封建伦理理性的合理性,给现实的封建宗法人伦以及相应的“三纲五常”等伦理精神与价值观贴上神圣的标签。因此,尽管在洋务派之后的严复、康有为等提出社会进化论、变法等思想、观点,但是在中国牢固的伦理理性思维制约下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及至辛亥革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试图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体制,试图用民主与科学精神来批判、否定中国旧文化、旧理性传统。这就意味着起源古希腊文明所蕴育的理性理念、思想要在中国得到确立。但是,在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伦理理性进行冲突过程中,其最终也注定走向失败。综上可述,在中西的发展过程中都贯穿着本质不一的理性精神,它们在发展的进程也会出现种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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